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周殿元教授）
写完了《解放60载 中国胃镜沧桑路》一文后，总觉意犹未尽。翻开采访笔记，耳际再度响起周殿元老先生那些铿锵有力的话语。虽已是耄耋之年，但在一个半小时的采访里，周老思维敏捷地口述着历史。话语之间，许多大事变得轻描淡写，许多细节变得记忆犹新，这或许就是年长者的稳重。诗人聂鲁达说：“当华美的叶片落尽，生命的脉络才清晰的呈现。”我想，在周老口述历史过程中，也蕴藉着这份诗意。
叶片一：“那时，我是得天独厚的。”
谈及年少时的求学之路，周老用了一句很自豪的话语。
小学时期就读的是日本人的学校，从小就掌握了日文；中学时期读的是奉天省立第二国民高等学校（原第二工科学校），学校开始日语和英语双语教学，学习了4年的英语；大学时读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部预科，在日本投降后，捡日本学生丢下的书籍来学习，用周老的话说那时是“支离破碎地学着”。
不管时局怎样的动荡，周老依然热爱着学习。在走上医生实践岗位后，周老发现自己没有系统地学习医学课程，不能算是一名合格的医生。于是，自己从旧书摊里买来医学参考书自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还在旧货摊上淘到一台日本军用的显微镜，这对周老来说可是一件宝贝，平日里用它来做常规化验和微生物检查。从此，那台显微镜成了周老的随身之物，哪怕在后方医院撤离时，周老也让他的通讯员背上带走。
叶片二：“那是非常珍贵的，不会再有了。”
谈及自己的医学领域，周老没有过多的回忆辉煌，但是却惦记着无可复得的600多张病例卡。
周老从医以来一直保持着做记录的好习惯，但凡在诊治过程中遇到特殊的病例个案，他一定会“上卡片”。所谓“上卡片”就是将病例的资料详细地记录在一张卡片上，然后集中起来保存做备案，以便日后查阅与交流。直至文革期前，他大约制作了600多张“卡片”，那是一笔不可复制的临床资料，积攒了他20余年来的医学经验。然而，在文革期间，周老的办公室成为了革命者的“小天地”，案头的书籍理所当然地被“请”出了办公室，当然也包括了这弥足珍贵的600多张“卡片”。
不幸中也有万幸之事，在文革后的某一天，周老从医教部领回了当年被丢的《胃镜诊断学》。不知是哪位好心的人士捡了回来，并送了回来。“我的名字被撕掉了，但是里面笔记的笔迹我还认得。”这本书可谓是周老在胃镜研究过程中的启蒙书，至今他还将这本书放在自己家中的书柜上。
叶片三：“和多田正大先生差不多吧，10分钟左右。”
其实，周老最大的贡献是在结肠镜研究方面。在内镜的领域，结肠镜属于最难做。“结肠镜前端只能弯曲120度，（现在的一般180度，上下角度一起调试，可以达到210度）使用一段时间后，角度扭的螺丝松动，弯曲程度不到100度。在79年，我就用这样的镜子送到回盲部的成功率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。”
周老说：“日本人在结肠镜方面做的很多，水平也很高，因此日本人很看不起中国人。”
1981年，日本结肠镜方面的专家来我国访问，周老的日文了得，直接当了现场翻译。于是有了这样一场对话——
西安的某医院送来一个病人X光片，说是病人有很多息肉。日本教授多田正大看完X光片子后，问：“周先生，这里有息肉吗？哪里有息肉？”周答：“我看不见息肉，我看见很多气泡。”
“你的观点和我一样。”多田正大说。
多田正大的助手问：“听说周先生你也是搞结肠镜了，你现在做了多少例了？”
“到现在为止，我和多田先生做的差不多吧！”
“ 5000例？”
“是的。”
这位助手很惊讶，接着问：“你到达回盲部的时候要多少分钟？”
“和多田正大先生差不多吧，10分钟左右。”
那时日本结肠镜的技术已经是国际领先水平，具有90%的成功率，而当时周老的回答让日本人着实吃了一惊。
当下，周老已是84岁的高龄，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。每周都有特定的时间用于查看病房、记录病例，就在采访前的一周还应邀飞往外地给患者进行诊治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采访过程中，周老的夫人一直伴随左右，或给周老添衣，或给周老补充资料，甚是温馨染人！行文至尾，衷心祝愿周老及夫人如意安康 ，幸福甜蜜！
